“功不可以虚成，名不可以伪立”，这句话出自班固的《汉书》，原文旨在批判战国时期虚浮以名、巧言令色的游士之风，指出功业与名望的取得，绝非靠弄虚作假、投机取巧而成，必须建立在脚踏实地的基础之上。这一古训，告诫为政者该如何修身立德、履职用权，蕴含着鲜明的价值导向与行为准则。
王夫之有言：“名非天造，必从其实。”名声并非自然造就、生而有之，而是一定要与事实相符，靠实干取得。倘若一个人热衷于追逐虚名，而不注重自身实力的提升，不仅难以堪当大任，还会给自己招来祸患。晋代文士陆机，虽“天才秀逸，辞藻宏丽”，却因“热衷仕进，性格卑污”，入京后大肆结交权贵、趋炎附势，为追逐名利而见风使舵、虚与委蛇，最终落得身死名裂的下场。正如明代学者薛应旂所说，“无实而有名者，盗也”。
在数千年传统文化长河中，功名始终是士人阶层修身治学、立身行事的重要追求。先贤心目中的“功”，是脚踏实地的建树，绝非粉饰雕琢的虚绩；先贤眼中的“名”，是言行相契的口碑，绝非矫揉造作的虚名。墨子提出，“名不可简而成也，誉不可巧而立也，君子以身戴行者也”；荀悦强调，“不受虚言，不听浮术，不采华名，不兴伪事”，警示为政者“名必有实，事必有功”；王阳明倡导，“古之君子，耻有其名而无其实”，提醒为政者“名与实对，务实之心重一分，则务名之心轻一分”。在历代先贤的观念里，功业和名誉都是崇高无瑕的，是衡量为政者作为和价值的重要方面，必须成之以实、立之以真，不能掺杂任何虚假成分。
回首历史长河，凡有功于国、有益于世、造福百姓的为政者，无不是“功不可以虚成，名不可以伪立”的笃信笃行者。史载，徐侨为官，每至一地，均“以实心行实政，吏畏民怀，久而不忘”。他在上饶主簿任上政绩斐然，获部考官员推荐升职，问他有何要求，徐侨说：“我到哪里做官都会尽忠职守，做好该做的事。”后来，徐侨去外地任职，途中遇饥民流亡无数，遂命州县官员开仓放赈。有官员怕因此担责受罚，建议奏报上级，他斥责道：“赈饥如救溺，怎能按照常规文书往还，迁延误事！”急命发粮，救民众多。徐侨以诗言志：“嗟嗟我辈人，志不在名利；所趋必踏正，所论必根义。”后人评价他“以真践实履为尚”。
功不虚成、名以实立，不仅是传承千载的官箴官德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干事创业的鲜明底色。回顾我们党走过的百余年风雨历程，一代代共产党人以实干立身、以实绩作答，书写了为官一任、造福一方的动人答卷。焦裕禄在兰考县工作475天，靠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，对全县140多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进行了走访和蹲点调研，行程2500余公里，记录了全县84个风口、1600多个沙丘。他不知疲倦地奔波于抗风沙、治盐碱、除内涝一线，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。“百姓谁不爱好官？把泪焦桐成雨。”焦裕禄的事迹令人感动，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。
真业绩是干出来的，而不是喊出来的。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原副县长兰辉被人民群众称为“车轮子县长”。这个带着泥土气息的称呼，是他用车轮丈量出来的。担任副县长3年多，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深入基层，行程累计24万多公里，相当于每个月把北川跑3遍以上。他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头，一年冬天突降暴雪，上百名群众被困，兰辉带人冒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，撒盐、铺棕垫、推车，直至送走最后一拨解困的群众。风雪中，有人问：“听说来了个县长，是哪个？”旁边的人说：“干得最卖命的那个就是。”兰辉用实干铸就实绩，用苦干书写荣光，生动诠释了何为真功业、何为好声名。
“千古风流在担当，万里功名须躬行。”新时代新征程，党员干部当努力追求功不虚成、名以实立，坚持靠实干立身、以实绩留名，远离虚功、拒绝伪名，以实干笃行创造新业绩，以清正操守涵养好名声，让求真务实、真抓实干成为新时代最鲜明的风尚。（华金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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